国务院参事汤敏：出现滞胀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财经界

划重点：

1在百年未遇的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还能保持在5%-6%之间已经非常不易，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2022年经济会有困难，但一定会比2020年、2021年更好。
2全世界发生滞胀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欧现在要加息的原因，他们并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加息，而是因为通货膨胀非常高不得不加息。
3目前消费下降之快速，疫情显然是主因。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消费不足是一个长期现象，要关注10亿中低收入群体的巨大消费潜力。
4要注意到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如果不考虑通胀的因素，这6亿人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10多年前一样。
5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不佳，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当务之急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只是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要投入到教师水平的提高上。

对话嘉宾 /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文 / 郭昕妤

视频剪辑/ 实习生吴滟鹏

“12年义务教育是早晚要实行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逐步逐步来改善教育的情况，那么有限的资源应该先用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

近日，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就宏观经济与教育改革两大话题分享了他的多年研究与见解。

谈到对2022年经济的展望，汤敏认为，由于过多的流动性投放，全世界大概率发生通货膨胀，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更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欧现在要加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加息，而是因为通货膨胀非常高不得不加息。

汤敏还详细谈到了对消费问题的看法，他表示，消费不足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长期现象，而10亿中低收入群体是提高消费的潜力所在。汤敏提到，要注意到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如果不考虑通胀的因素，这6亿人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10多年前一样，而且这6亿人绝大部分生活在成本更低的农村，他们的购买力并不低。要打开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就要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为这些人设计出适应他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开辟出一个10亿人左右的巨大内需市场。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汤敏对教育领域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并长期着力推动乡村教育。汤敏表示，在近几年来国家对教育的巨大投入之下，“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了，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年义务教育是早晚要实行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逐步来改善。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不佳，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这也是导致教育分流始终面临社会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已经本人审校：

1、谈宏观经济：全世界大概率发生滞胀，中国10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巨大

问：回顾2021年，新冠疫情依然没有走出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于中国经济这一年来的表现，有人说表现强劲，平均增长超过8%。也有人说是高开低走，第一季度18.3%，然后第二季度7.9%，第三季度4.9%，不断往下，而且下行的步子不小。您怎么看待这一年的中国经济整体表现？

汤敏：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是非常特殊的年份，单年数据看起来波动很大，我们一定得看两年的平均数据。一季度GDP年均增长5.0%，二季度是5.5%，三季度是4.9%，这是相对正常、健康、平稳的增速，四季度预计也落在这个区间。

在百年未遇的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两年的平均增速还能保持在5%-6%之间已经非常不易，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必要过度悲观，当然挑战还非常大，也不能过度乐观，更不能懈怠。

问：比较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稿，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困难讲得非常具体与明确：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即所谓的“三难”。这是否意味着明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空前大的压力？

汤敏：明年经济有困难不奇怪，但不至于说是“空前”。我认为2022年上半年因为基数的原因，增速还会下滑一些，下半年增速会反弹。增长率应该比2020年和2021年的平均增长率更好一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是对当前情况的描述，我觉得用词非常精准，恰恰描述了当前我们的问题。

但情况不一定越来越坏，疫苗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变种病毒虽然感染性很强，但毒性越来越弱。

问：Omicron的出现是否会增加明年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另外，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2022年还是不必为通胀担心，想听听您的看法。

汤敏：全世界发生滞胀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如果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再下滑，则会出现滞胀。由于发达经济体过多的流动性投放，外加生产停滞、国际物流受阻，他们的通胀在短期内根本控制不住。

这也是为什么美欧现在要加息的原因，他们并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加息，而是因为通货膨胀非常高不得不加息，所以就算加息也加不了太多。

至于中国为什么通胀不高，更准确地说是PPI很高但CPI并不高，是因为消费表现依然比较疲软，而生产还比较正常。中国的抗疫相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好得多。除了一些地方偶发的疫情之外，中国全国范围内还在正常生活、正常生产，别的国家做不到这一点。

通胀不高，经济还能保持5%到6%的增长，中国经济相对其他经济体来说表现已经非常不错。相对来说，企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小微企业，我们建议在今年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出台更精准的相应政策。比如，精准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贷款政策倾斜等。

问：在消费方面，新冠疫情之后，消费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至今也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变成了拖油瓶。消费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疫情吗？您之前说过，要提高老百姓消费，需要关注10亿中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人群有多大？潜力有多大？如何打开他们的潜力？

汤敏：目前消费下降的这么快，疫情显然是主要原因。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消费不足是一个长期现象，老百姓有爱存钱的习惯。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高达70%到80%，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达到60%至70%，但中国只有60%左右。

从长期来说，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没有错，但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收入是要在收入分配的体系上做根本性的改革，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短期能解决的。短期提高消费的一个潜力是10亿中低收入群体。

举个例子，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该收入虽然相对中产阶层的收入较低，但和过去相比已经提高了。如果不考虑通胀的因素，中国全体城镇居民在2007年才达到了人均月收入超1000元。可以说，这6亿人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10多年前一样。而且这6亿人80%至90%在农村，生活成本远低于城市。所以，这部分人群的购买力并不低，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加强对他们的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同时也能开辟出一个6亿人左右的巨大内需市场。

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城市中热卖的商品或者大型商场中的高品质产品都是服务于中产阶层的。这些产品与服务或者太贵，或者不适用于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地区的中低收入人群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的问题不全是消费，一部分来自于供给。要打开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就要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特别是为这部分人群设计物美价廉的产品，解决他们的痛点，而不是把中产阶层的产品和服务减价买到农村去。

问：2021年是政策激烈变动的一年，包括教育的双减政策、电商平台的反垄断、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引发的电价改革、系统性的楼市调控等等。在您看来，哪些算是2021年有可能载入史册的改革？为什么中国要在全球经济阴影重重的时候推进这样的改革？

汤敏：这些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当然，在具体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中，一定要注意节奏、力度适当，必要时时间可以拉长一些。很多问题是长期造成的，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代价比较大，特别是对就业冲击比较大，企业与员工一时调整不过来。有些问题的解决，我们要有长期的改革准备。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先立后破”的发展思路和原则，先找到出路，再解决问题。这给我们下一步如何改革指明了方式。目前，就业依然是政府与社会最关注的问题。“立”的核心之一就是研究改革对就业，对民生产生多大影响，对“稳字当头”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本身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设计一套能够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社会冲击的改革内容与方式，一步一步来。

2、谈教育：12年义务教育早晚要实行，但资源有限，只能逐步改善

问：您一直关心教育改革与公平的议题。前几年您提出，因为财力问题，不应该急于实行12年义务教育，相比之下，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贫困家庭、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花费过高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对农村教育是非常关心的，农村实施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很多年了，在您看来成效如何？现在是时候推行12年或更长的义务教育了吗？

汤敏：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投入很大，有些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甚至比城市学校还要好。“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上不起学的现象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消灭了。

现在老百姓最焦虑的是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问题。这就不只是涉及到硬件问题，而涉及到怎样提高农村学校贫困地区教师的教学水平，这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2年义务教育是早晚要实行的。但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逐步来改善。那么有限的资源应该先用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应该先让幼儿园阶段变成免费义务教育还是先把高中阶段变成免费？具体到高中阶段，我们是应该先让职业教育免费还是先让普通高中免费？是优先解决贫困家庭或者相对贫困的家庭的学生住校费用的问题，还是全面解决？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慢慢探索找到方式。教育的问题是最难解的，包括美国、日本等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抱怨本国的教育。因为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每一个人，而且众口难调，还要使之能够应对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问：教育分流其实是劳动力市场的客观需求，但是一提到普职分流，马上有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好高中，而那些被“分流”出来的孩子则往往会被认为是“差生”。您怎么看待普职分流、职业教育推进中遇到的阻力？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阻力的存在？

汤敏：这确实是目前家长最焦虑的问题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职业教育依旧存在偏见，另一个原因是职业教育的水平有待提高。

现在全国大体上的情况是，60%的中考生可以上高中，40%进中职。在这40%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而且这40%上中职学生的当中又有60%、70%的人毕业后又升了高职，真正在中职毕业后就工作的人不到40%，也就是总共在这个年龄段，全社会仅有不到20%的人在中职毕业后就参加工作，80%的学生最终还是得到了高等教育。

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中职的教育质量。而中职教育质量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入不够。一般来说职业教育投入要比普通高中高1.7倍到2倍，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普通高中生均经费比职业教育还高。此外，很多职业学校的老师本身并不具备相关实践能力，企业要更多地参与中职的教育。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只是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要投入到教师水平的提高上；再者，要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让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让企业参与职业学校办学，有条件时，一些学校可以以企业、以行业为主来办学。授课以实践为重，而不是以学术评价为重；此外，要提高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水平。这些都是能够减少家长焦虑、转变社会理念的方式。

问：很多专家指出，中国目前高级技术工人缺口较大（相比于日本、德国占40%、50%，中国仅占6%），中国的教育体制也不适应培养高级技术工人，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您觉得职业教育身上背负的学历歧视能破解吗？

汤敏：企业是有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目前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而言，他们培养不出高级技工，甚至连企业所需要的初级技工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一般还得企业再投入培养。一方面是企业需要这样的人才，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学校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问：“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是在2002年初次提出的，自此,“普职比大体相当”成为一项重要的职业教育政策，这个说法延续了很多年，且一直未变。这十多年来，这个提法多次被社会各界诟病，被广大专家学者质疑，想请教您对此的看法，您认为普职比应当为多少恰当？

汤敏：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可能是延续了过去的政策意见。事实上，中职与高职，高职与本科打通了以后，现在大部分的中职毕业生都升高职了。这就存在着对这部分学生、家长、学校以及社会来说，是上高中后再上高职好，还是上了中职再上高职好？我认为应该去做更多深度调查，和工厂需求、社会需求、老百姓需求结合起来看，还要考虑到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不仅是当下的需求。未来的发展方向谁也还看不清楚，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更通识一些的教育，才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社会和新生事物。

问：面向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延迟退休、激励生育、扩大基础教育、优化社保等等，您觉得哪一项政策是您最想呼吁的？

汤敏：我认为这些都重要，我说不出来哪个更重要。社会都需要，都不能只干一个，把别的领域都放弃。对于老人来说，延迟退休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激励生育更重要；对于孩子来说，加强基础教育重要，对于农民工、农民来说，优化社保重要。同时，这些都急不得，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立即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谨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