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安娜法》的颁布实施已经过去了300多年，而中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一部版权法《著作权法》只走了不到30年的里程。更糟糕的是，移动互联网的突然崛起，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井喷爆发，内容为王被各大互联网公司奉为圭臬，这些突如其来的新变化，都对版权保护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你要说国家不重视，这也是委屈了那些代表委员们，两会上，聂震宁等31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加快版权体系建设。马云也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发文建议两会代表委员——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提议要制假入刑，重典治乱。就连总理答记者会结束时，还特地强调了一下权益保护问题，算是隔空支持了马云的提议。

制假售假和盗版侵权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打假之难，难在网络销售形式的取证难和执行难;而打击盗版之难，难在版权登记和认证之难。二者看似独立，实则同出。

哪些作品可申请版权呢?除了专业的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微博微信自媒体短文、摄影照片、微视频等也全部都可以申请版权登记。

在中国，按照《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完成就自动有版权。但是所谓完成，是相对而言的，需要创作的对象满足法定的作品构成条件，才可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此，如何满足条件而获得版权，成为一个相对专业的工作。

任何一个复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Key，也就是解锁整个复杂问题的钥匙，只有找到了这把钥匙，才能根本而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中国打击侵权盗版的问题的钥匙，很可能就在于版权登记和认定。

一般来讲，版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自动取得和登记取得。很多人都认为版权是自然生成的，不需要登记，但实际并非如此。随着时代变迁互联网兴起，内容多到如恒河沙数、传播快如闪电凌空、时效性强到一秒计算。微博、微信朋友圈的一张照片，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原创作者完成后刚上传，就可能被千千万万人转载，而且，大多时候奉行了“拿来主义”，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截屏或者转载出去了，传播到最后，连亲妈都不认识，根本没人知道这张图片或者文章就从哪里来的。

这一点，作为媒体人我深有体会。做记者的时候，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被微信公众号拿去转载，删掉了杂志名称和作者名称，而且还对文中动手动脚进行了部分篡改。你找他去说理，他还振振有词，因为他知道我拿他没办法，真要打官司，成本太高，赢了官司输了精力。现在，做自媒体更是苦不堪言。被别人抄袭了文章或者照片，你找他们去删除，他们更蛮横地说“有本事你提供证明这篇文章或者照片是你原创的。”一边看到别人用你辛辛苦苦创作的内容吸粉赚钱，一边还要点灯熬油苦逼码字糊口度日。

这就是国内网络环境中，至今未能解决的症结。侵权行为不断，被起诉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普遍缺乏登记版权意识，另一方面盗版者多，分布范围广而侵权行为普遍较轻，起诉成功的补偿常常不及起诉时人力财力的消耗。长此以往，导致了高质量原创内容的萎缩。

可能你要说了，既然经常被盗版侵权为什么不及时给自己的作品做版权登记呢?没错，这是个好问题。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按照当前版权登记的流程和服务的超低水平，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强盛的内容生产需求。

有人总结过版权登记四大难：网上预约难、等待时间长、材料准备多、获证时间长。来，看看这个流程：登陆中心官网并注册→选择办理类型并填写申请表→打印并签字盖章→邮寄材料或前往中心大厅办理→工作人员检查材料和确定费用→缴费并领取凭证→领受理通知书→初审→复审→制证发证。整个流程下来10个环节，少说也得一个月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一次性达到审核标准的，往往被迫选择中介代理，费用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中国著作权登记总量只有164万件，这相较于互联网上产生的数以亿计的原创内容，简直是九牛一毛;同时，复杂的登记流程也抑制了原创者的登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