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明确的协议，但是何建良的企图达到了。“大权独揽”的何建良开始有恃无恐，并由此开始拒绝执行王金林对保亿置业的管理指令，强抢了保亿公司的财务凭证、印鉴，对外明确表示保亿公司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股权，并将保亿公司的管理机构从租用的绍兴天际大厦搬迁到何建良原先开发的绍兴华欣大楼，开始以真实股东的名义向蒋鹤龙等主张权利并对内发号施令。有保亿置业员工在暗中接受采访时提到，何建良在一次公司大会上明确指示，禁止所有员工接受来自于他之外任何人的指令做事。

何建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王金林的极度反对，在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何建良并未实现承诺与绍兴银行达成5000万元的贷款事宜后，从2015年1月开始，王金林多次要求何建良归还其代持的股权给王金林或其指定人，均被何建良拒绝。

暗送款曲的交易

王金林的戒备让何建良如坐针毡，为了彻底让自己的角色名正言顺，他需要找到帮手，更需要找到靠山，方能完成一劳永逸的企图。

很快，最佳搭档就出现了，那就是和保亿置业和王金林都有过款项往来的周冬梅，而何建良最眼红的却是周冬梅背后神秘的关系网，曾几何时，周冬梅凭此在绍兴扶摇直上呼风唤雨，而一旦搭上这样的关系网，何建良相信自己扳倒王金林，实现自己“入主”保亿置业的宏愿就指日可待了。

周冬梅的要价还是很高，5000万拿下保亿置业50套排屋，而这部分排屋的市场价至少在1.5亿元以上，仅此一项就会给保亿置业带来1个多亿的损失，但是在当时利令智昏急于上位的何建良而言，这却是再合理不过的一笔交易了。很快，在王金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周冬梅的“使者”金建签订了协议。在他看来，有了周冬梅的加入，他的利益同盟就是完美的了，而周冬梅背后的神秘关系也可以随时可为己所用了。

何建良的举动让王金林很是恼火，在屡次催告无果的情况下，为防止何建良继续恶意处置保亿置业现金与资产，他以李志英的名义于2015年1月20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保亿置业，要求保亿置业归还上述用于买地的3300万元中的借款2000万元。经过法院的四次公开开庭审理，当年6月11日(2015)绍越商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740号民案”)判决保亿置业归还李志英借款2000万元的本息。

而与此同时，何建良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味道，案件审理的进行让他心惊胆战，他费尽心机拿到手里的保亿置业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自己到头可能只是为人做嫁衣。5月，他开始动手，将保亿置业剩下的32套房子以50万元每套的超低价格预售给其弟弟何建胜，而何建胜只是代他“出出面”，何建良对外声称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

保亿置业的98套排屋至此被何建良“划分”完毕，金建代表周冬梅取得的50套，何建胜代表何建良取得的32套，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的只有16套。

740号民案的胜诉让何建良“惊恐”，而其利益同盟的其他成员也感受到了威胁的临近，一旦李志英申请财产保全，那就意味着已经到手的房产即将成为飞走的“熟鸭子”。

让王金林乖乖听话，闭上嘴。何建良和周冬梅得到了最新的指示。而得到利益集团的指示不止他们二人。2015年7月2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一纸《立案决定书》在整个绍兴商界引起轰动——王金林以“诈骗”案立案侦查。一位在商场上和王金林打了多年交道的朋友称，“如果不是王金林的举动触碰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这样一位老实巴交的企业家很难会和诈骗扯上关系”。

欲加之罪的指控

事实证明，这其中的确有“难言之隐”。7月17日，在柯桥区公安局以王金林涉嫌诈骗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因诈骗罪系虚构不成立，柯桥区公安局又以王金林在过往的生产经营中曾向10多名个人借款为由，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王金林立案。

更有趣的是， 8月14日，柯桥区公安局以王金林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妨害作证罪提请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在遭到后者拒绝后的8月21日，在柯桥区公安局本已通知王金林家属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又突然以王金林涉嫌妨害作证罪同意对其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