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述两种发展模式的管理主体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有许多共性值得关注：

第一，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不可或缺，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行业发展。美国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有其独特的政策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肯尼迪的宇宙开发计划、尼克松的十年攻克癌症战略计划、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等；美国对符合其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实行保护性购买政策，如国防部购买航空产品、电子产品促进了硅谷和硅路的崛起；美国政府还通过直接资助、信息和网络外部支持的方式培育各类孵化器，促进企业成长。日本在“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指导下，制定完整的法律体系、积极倡导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特定目标产业，并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推动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通过各种财税优惠政策，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联邦政府实行风险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如对风险投资所得的60%免税，剩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提供的资金免交所得税等。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实行设备“加快折旧、特别折旧”制度，以减轻企业税负、强化资本积累、鼓励企业投资、促进设备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化解产能过剩，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鼓励各种资源投入研发工作，积极扶持引导研发方向。从研发投入看，研发占GDP的比例呈逐步上升趋势，近几年日本研发投入都在3%以上，美国、欧盟均超过了2%。从经费来源看，美国、日本的企业投入比例越来越大，欧盟的企业与政府基本持平，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拨款、投资补贴、风险投资等方式，直接介入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工作之中。从经费支出来看，美国侧重基础研究、创新研究和合成研究，日本侧重应用研究、生产研究和作业研究，欧盟则是研究与应用并重。

第四，高度重视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在人才培养上，美国加强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注重创造力的培养，重视与市场的紧密配合；日本大力培养科技实用人才和尖端人才；欧盟积极倡导产学研合作，实施青年人才计划。在人才吸引方面，美国不断修订《移民法》，“绿卡”是其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日本用高薪在全球范围内广招贤才，实施积分制移民制度等；欧盟则实施“蓝卡”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美国强调民主竞争，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日本强调以人为本，一般实行终身就业制；欧盟则强调人才流动机制，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国思考

我国高新技术是从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开始起步的，从核能、火箭、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和精密机械六大高新技术突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攻关”、“863”、“火炬”等系列计划的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但是，我国高新技术起步晚、发展迟、底子薄，研究开发很多还处在引进模仿阶段，技术集约化程度不强、自动化程度不高。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明确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属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领域，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还需要30年的不懈努力。这次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造成中国“芯”痛的同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到底该如何发展？

首先，需要清醒认识国际产业形势，并在战略上做好谋划布局。发达国家一方面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流出，通过加大贸易技术壁垒、向外转移低端产业和挖掘他国人才等手段，不断拉大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又强化自身的技术实力，依靠其速度优势、人才竞争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等，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与地位，以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的。因此，要结合中国国情，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行跟踪和跨越相结合的战略。要通过技术评价，在精选、引进若干技术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力争有所突破，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有特色的产业，推动行业性、领域性的技术升级，提高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要加强技术发展预测，针对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精心策划、组织创新，力争形成我国适应未来国际竞争形势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体系。

其次，产业发展需要“官产社金学研”六方的跨界协同、达成共治。政府一方面要做好硬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产业政策及财税优惠政策等软环境的建设，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做好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生产制造等工作；社会组织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弥补政府不足与市场失灵；风险投资机构为产业发展提供投融资等多元金融服务；学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人才的教育培养培训工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