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平：所以，我们需要以清晰的理解和重新定义公共基础设施的经营内涵：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提高各种经济要素的集合性和稳定性，带来区域生产力的有效提升和资源的增值，使得公共基础设施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供给能力（使用者付费、税收缴纳、资源有偿使用），实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社会供给能力的平衡，并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按照这样的理解，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公共基础设施的经营属性，围绕公共基础设施的社会供给能力（体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去评估、分析和开展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经营活动。

　　光明日报社•光明天下传媒廖廓：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重新认识公共基础设施的经营属性，充分把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收益平衡，不仅仅能够避免出现债务风险，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一？

　　李吉平：这样理解是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循环作用，我们必须有效地认识和管理两者之间的正向循环关系。

　　2010年以前，是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阶段，社会生产要素快速和高度的聚集，形成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土地资源的高速增值，政府通过税收和土地收入偿还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费用，给人们造成了“只要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必然会正向增长”的误解，从而对区域经济和经济发展内生规律的把控有所忽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把重心放在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上，忽视了投后运营的重要性，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单纯依靠招商引资对生产力资源的转移竞争，忽略了对生产力提升的要素进行系统化管理，造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失衡。

中国公共产品经济学家郑志军在为地方政府授课

　　我们撰写《穿透中国债务--公共产品经济学逻辑》一书的目的，旨在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体系的精确计算，找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测算和控制边界。希望本书提供的方法不仅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更为重要的是期待帮助地方政府运用数学化的工具推动深层次的变革、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郑志军：结合我们上一次的采访内容，我们的思路就是分两步走，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步：依据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经营权有偿转让的方式进行招拍挂，引进TOT特许经营社会资本方；将入表的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由实物形态转变为资本形态，收回政府大量的资本性支出资金和举借的债务资金，用于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